在1938年寒冷的华北深冬，河北涞源，一地饱经战火。这里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要冲，连接着华北与中原的咽喉。日军侵华初期，频繁地争夺着这片土地的控制权。

自1937年9月起，涞源便数次易手。日军第41联队曾一度攻占，旋即被八路军杨成武独立团击溃伪军，于10月重夺。

但好景不长，1938年3月，日军第14联队卷土重来，八路军杨成武部不得不战略性撤出。然而，八路军惯用釜底抽薪之计。

他们切断了涞源至易县的涞易公路，这是日军重要的补给线。断绝补给后，到4月初，涞源的日军因粮草匮乏，被迫撤离。

战事反复，仅仅数月后的1938年10月1日，日军第100联队再次进占涞源，战局又一次陷入胶着。

杨成武部尽管撤出县城，却牢牢掌控着城外关键制高点，持续不断地袭扰日军的补给线，特别是那条涞易公路。

日军为应对这种困境，于10月底展开了新一轮的“扫荡”行动，同时，他们开辟了一条从蔚县通往涞源的全新补给动脉——涞蔚公路。

这条新路线的出现，让八路军高层看到了新的战机。11月初，晋察冀军区司令员杨成武与120师359旅旅长王震，两位指挥官在研判敌情后，果断决定合兵一处，目标直指涞蔚公路。

他们要彻底切断这条日军的生命线。伏击地点，被选定在了地形险要的飞狐峪。

一场意外拉开的序幕

717团参谋长左齐将军，亲自带队侦察，详细勘察了飞狐峪的地势，最终选定了明铺村一带的狭窄地段，作为伏击日军运输队的理想之所。

团长刘转连将军在听取汇报后，毫不犹豫地批准了这个周密的伏击方案。

部队迅速行动。1938年11月15日晚，参与伏击的三个团——其中包含晋察冀军区两支主力团，以及刘转连将军的717团——在夜幕掩护下，秘密潜入了飞狐峪的预设阵地。

华北的深秋已是严冬，寒风刺骨，战士们潜伏在冰天雪地中，饥饿与寒冷双重侵袭。有人甚至因此牺牲。

这份艰苦，是对战士意志的极致考验。然而，谁也未曾料到，一场精心策划的伏击，其最初的破绽竟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闯入者”。

11月16日中午，一声突如其来的巨响打破了山谷的寂静。一枚八路军预埋的地雷意外爆炸。

事后查明，那是一头老百姓的毛驴，误踩了地雷。另有说法称，是一名伪军的马匹触发了爆炸。

爆炸声引来了日军的侦察机，它在山谷上空盘旋，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上级指挥部基于这一突发情况，迅速做出了判断。

伏击意图极有可能已经暴露。为了避免更大损失，上级最终下达了令人扼腕的命令：全军撤退。

三个团的部队随即开始有秩序地撤离飞狐峪。

“回马枪”的绝地反击

然而，在撤退的队伍中，717团团长刘转连将军与他的战友们并未完全放弃。他们心中的战火仍在熊熊燃烧。

他们大胆推测，日军在侦察机盘旋之后，很可能会再次进行地面侦察，甚至认为八路军已撤。

这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战机，也是一场豪赌。刘转连与左齐、晏福生等团领导果断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杀个“回马枪”！

他们决定，仅凭717团的两个营，六个连队，大约七百余人，继续留下来，对日军的运输队实施伏击。

此时，日军运输队预计约有200人，甚至更多，实际兵力接近300人。

这意味着，717团面对的兵力优势已不足三比一。这在对日军精锐的伏击战中，是极度危险的。

1938年的日军，战斗力正值巅峰。他们的老兵体格强壮，射击精准，拼刺技术更是炉火纯青，战术素养也远超一般部队。

通常，八路军在伏击日军时，需要至少十倍的兵力优势，并常以白刃战作为最终解决战斗的手段。

但刘转连将军力排众议，坚决执行了他的判断。在有限的兵力下，他与左齐将军等人迅速调整了战术部署。

他们将部队重新编组，形成了“盾、刀、网”的精妙战术。刘转连将军亲自率领一营一连，作为“盾牌”堵截日军。

一营长何家产则率领二连作为“尖刀”，伺机从侧翼或后方突袭。参谋长左齐将军则在山上指挥重机枪和掷弹筒，编织一张密不透风的“火网”。

这份在绝境中重塑的智慧与勇气，为即将到来的血战奠定了基础。

意外连环引爆血战

1938年11月17日清晨，日军一支由30多辆军车组成的运输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飞狐峪谷口。

正如刘转连将军所料，在进入伏击圈前，一名当地伪军向日军少尉三宅报告了前一天地雷爆炸的情况。

三宅少尉对此并未完全警觉，他只认为八路军或许只是进行骚扰，便派出了一个侦察小组——5名日军士兵加1名伍长——前去查探。

就在这组侦察兵靠近八路军伏击阵地时，又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意外发生了。

一名八路军战士的军帽，不慎从高高的山崖上滑落，正好掉在了日军侦察兵的脚边。

这顶军帽，犹如一道惊雷，瞬间暴露了八路军的伏击企图。日军侦察兵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妙，转身试图逃跑。

然而，命运再次与他们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其中一名日军侦察兵在逃跑中，不幸踩中了八路军预埋的第二颗地雷。

轰鸣声中，侦察小组的六人全部伤亡，其中五人当场毙命，一人被炸断了腿。

这一连串的意外，反而成为了明铺伏击战的真正“发令枪”。

根据日军的记录，11月17日上午9点，刘转连将军果断下达了总攻命令。

717团的火力瞬间全开，手榴弹如雨点般倾泻而下，爆炸声、枪声，响彻山谷。

日军运输队的大头目，骑兵出身的田原少佐，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很快反应过来。他厉声命令部队向前突围，试图冲破八路军的火力封锁。

然而，日军的领头卡车在冲锋中触雷，瞬间被炸毁，紧随其后的数辆卡车也接连殉爆，彻底堵死了前进的道路。

日军被迫下车，与八路军展开激烈对射。

刘转连将军亲自指挥的“盾牌”——一营一连，与日军展开了近距离的激烈交火。

战况异常惨烈，八路军的机枪手伤亡惨重。刘转连将军当即命令部队突进，以近身肉搏压制日军的火力。

与此同时，“尖刀”——一营长何家产将军率领的二连，从山上如同猛虎下山般扑向日军的尾部。

短兵相接，白刃战随即爆发，刺刀与枪托的碰撞声，伴随着战士们的怒吼，响彻山谷。

参谋长左齐将军在山上，清晰地观察到日军大约有近300人的规模。他当即命令重机枪和手榴弹集中火力，对日军进行猛烈的杀伤。

日军三宅少尉指挥迫击炮向二连的方向轰击，试图支援友军。

炮弹在阵地上爆炸，火光四射。不幸的是，一营长何家产将军在这轮炮击中被炸断双腿。

然而，他仍旧坚持指挥，被战士们用箩筐挑着，继续发出冲锋的指令。

左齐将军见状，立刻指挥神枪手瞄准日军的炮兵阵地。数声枪响过后，日军炮手被精准击毙，迫击炮声随即哑火。

就在战况焦灼之际，八路军一挺关键的重机枪突然卡壳。左齐将军不顾危险，亲自上前修理。

然而，一名潜藏的日军神枪手发现了他的位置，两颗子弹呼啸而至，精准地击中了左齐将军的右臂。他当场昏迷，右臂在战后不得不截肢。

指挥重担瞬间落到了团政委晏福生将军的肩上。这位在红军时期就失去一臂的独臂英雄，此时此刻，没有丝毫犹豫。

他果断地接替了指挥权，挥舞着仅剩的一条手臂，带领二营冲向敌阵。

二营长何宣太将军在大腿中弹的情况下，仍旧高声呼喊着“冲上去！”在警卫员的搀扶下，他才得以撤回。

政治部副主任王克勤更是英勇无畏，他杀入敌群，与数名日军同归于尽，用生命践行了革命誓言。

717团的侦察队，这支不足百人的精锐小分队，也投入了战斗。他们以超乎寻常的勇气，死死地守住了谷口。

短短五分钟内，侦察队就伤亡过半，队长盛科和教导员刘芳芝身负重伤。

但正是他们的坚守，彻底击溃了日军的防线，为整场伏击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结语

激烈的枪炮声渐渐平息。日军指挥官田原少佐，面对惨败，羞愤难当。他选择切腹自尽，然而，他未能一剑了结自己，最终被一名日本士兵补枪才得以解脱。

明铺伏击战至此结束，717团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此战，八路军击毙日军200余人，摧毁了日军30多辆军车，仅有4辆卡车和30余名日军侥幸逃脱。

日军在后来的战史中，也坦承记载：“八路军在此战中，将伏击战术运用到了极致。”

这场看似由一系列“意外”推动的战斗，最终却成为八路军抗战初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它被誉为“浓缩版”的平型关大捷。

此战中，刘转连、晏福生、左齐三位指挥官，在1955年均被授予开国将军军衔。

在千余位开国将帅中，仅有十位独臂将军，而717团此役便贡献了两位——晏福生与左齐。

他们的英勇无畏，将智谋与牺牲融为一体，为后辈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