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郴州的一处老旧居民楼里，1993 年的夏夜总是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29 岁的朱先德趴在吱呀作响的木桌上，手里攥着半截铅笔，对着摊开的煤电设备图纸反复演算。

窗外的蝉鸣与屋内的风扇噪音交织，他额头上的汗珠滴在图纸上，晕开一小片墨迹。

谁也想不到，这个在 15 平米出租屋里埋头钻研的年轻人，三十年后会成为掌控煤电行业 “命门” 的领军者，其创立的企业年营收达到 5.77 亿元，用技术创新为中国煤电事业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

朱先德与煤电设备的缘分，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末的郴州电厂。

作为一名基层技术员，他每天面对的是效率低下的国产发电设备，机组运行时的能耗比进口设备高出近 15%，仅一台 30 万千瓦机组每年就多耗标准煤超万吨。

“国外能做到的，我们凭什么不行？” 在一次机组检修时，看着进口设备上密密麻麻的外文标识，朱先德在日记本上写下这句话。

1993 年，他顶着 “铁饭碗” 的压力递交了辞职信。父母在电话里骂他 “疯了”，同事们觉得他 “自毁前程”，但朱先德铁了心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他用全部积蓄租下那间 15 平米的出租屋，白天骑着二手自行车跑电厂搜集数据，晚上就在灯下绘制改良图纸。

最困难的时候，他连续三个月靠馒头咸菜度日，冬天没有暖气，就裹着棉被画图，手指冻得发僵，就在暖气片上焐一会儿再继续。

当时国内煤电行业的核心技术几乎被国外垄断，关键部件依赖进口，维修成本高昂。

朱先德瞄准的 “锅炉吹灰器”，是减少锅炉积灰、提升效率的关键设备，却长期被德国某企业垄断，一套设备售价高达 80 万元，且维修时要支付高额技术服务费。

“有次电厂机组故障，德国工程师过来喝了杯咖啡的功夫，就收了 5 万块服务费。” 这段经历像根刺扎在朱先德心里，让他更加坚定了自主研发的决心。

研发之路远比想象中坎坷。第一台样机在郴州某电厂试用时，刚启动就出现卡涩问题，高温烟气从缝隙中喷涌而出，差点造成安全事故。

电厂负责人铁青着脸让他把设备拉走，“别在这儿添乱”。朱先德默默拆回设备，在出租屋里拆解了 7 天 7 夜，终于发现是材料耐温性能不达标。

为了找到合适的耐高温合金材料，他跑遍了全国 12 家科研院所，甚至蹲在钢铁厂的车间里，盯着熔炉观察不同配方的熔炼过程。

1998 年，经过上千次试验，他研发的 “声波清灰技术” 终于取得突破，设备耐温达到 600℃，清灰效率比进口设备提升 20%，成本却只有对方的三分之一。

可市场的认可并非一蹴而就。有次他带着设备参加行业展会，一位电厂老厂长拍着他的肩膀说：“小朱，不是我不信你，进口设备用了十几年，出问题人家能兜底，你的设备坏了找谁？” 朱先德当场承诺：“免费试用三个月，出任何问题我全额赔偿。”

就这样，河南平顶山某电厂成了第一个 “吃螃蟹” 的客户，试用期满时，机组煤耗下降了 3.2 克 / 千瓦时，一年节省燃煤成本超百万元。

到 2003 年，朱先德的技术已在全国 20 多家电厂落地，他终于搬出了出租屋，在郴州开发区租下了一间 80 平米的厂房，正式注册成立公司。那天，他在厂房墙上挂了块牌子，上面写着：“让中国煤电设备不再受制于人”。

随着国家对节能减排的要求日益严格，朱先德的技术迎来了爆发期。

他带领团队陆续攻克 “锅炉结焦防治”“烟气余热回收” 等核心技术，研发的系列设备能使电厂机组热效率提升 5%-8%，按全国煤电装机容量计算，每年可节约标准煤超千万吨。

2010 年，某跨国企业提出以亿元收购他的专利，被朱先德断然拒绝。

“这些技术是国家的，卖了就是罪人。” 他反而加大研发投入，建立起行业首个 “煤电清洁高效利用实验室”，与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共建产学研基地。

团队里的年轻工程师说：“朱总常说，搞技术就像挖煤，越往深里挖，越能找到真东西。”

2023 年，朱先德的企业年营收达到 5.77 亿元，产品覆盖全国 30 个省份的 200 多家电厂，并出口到东南亚、非洲等 12 个国家。

在国内煤电清洁改造市场，其核心设备占有率超过 45%，成了名副其实的 “隐形冠军”。

更重要的是，他的技术打破了国外垄断，使同类设备价格下降 60%，每年为国内电厂节省采购和运维成本超 50 亿元。

如今已近六旬的朱先德，依然保持着每天去车间的习惯。

在郴州新建的智能化生产基地里，他穿着蓝色工装，盯着屏幕上的设备运行数据，眼神里的专注和三十年前在出租屋时别无二致。

“煤电仍是我国能源的压舱石，把这块石头打磨得更高效、更清洁，就是我们这代工程师的责任。”

从 15 平米的出租屋到年产值近 6 亿的行业标杆，朱先德用三十年时间证明：真正的核心技术，从来不是买来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钻研中熬出来的。

在能源转型的浪潮中，正是无数个像他这样的 “攻坚者”，用坚守与创新为国家能源安全筑牢了根基，让 “中国制造” 在关键领域真正挺直了腰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