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徐景贤与丁盛往事。

常道人各有其类，徐景贤属文人行列，丁盛则归于武夫之列。然而，命运弄人，二人竟意外相遇，且衍生出一段无迹可寻的悬案。

两个人都已作古。

或许现今，鲜有人能忆起徐景贤其名，他曾是在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徐老三。

徐景贤，一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于1933年降临人世。尽管家庭条件颇优，然而他的父亲却以教师身份为掩护，早在1927年便投身于上海地下党的行列。纵然他并未坚守至终，中途选择了脱离党组织，但相较于姚文元那位曾为叛徒的父亲，他的表现无疑要好上许多。

高中毕业后未入大学校门，于解放初期便投身政府工作，且均在宣传部门任职，且都对文字创作情有独钟。甚至，张春桥曾一度成为他们的上级领导。

若论差异，姚文元的文字造诣似乎略胜一筹，而徐景贤在行政管理方面则显得更为出色。

今天不多言。

说说丁盛。

丁盛，一位卓越的战将。尽管建国之初他仅被授予少将军衔，然而，其辉煌的军旅生涯却堪称典范。

《丁盛将军回忆录》一书，其封面精炼地概述了丁盛将军的传奇人生。

“战衡宝，定西康，克瓦弄，被誉为勇猛将军；离新疆，赴广东，贬谪京沪，众人皆称落魄英雄。”

丁盛与徐景贤之间，年龄相差二十载。1913年，丁盛在江西省的于都县降生，那正是中共首个苏维埃政府的诞生地。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他于17岁那年毅然投身工农红军，此举可谓水到渠成。

丁盛身经百战，勇猛异常。而他声名鹊起，得益于衡宝战役，此役乃林彪将军指挥，对白崇禧所部展开的一场激战。

彼时，丁盛身为四野135师师长，肩负重任，在衡阳、宝庆地区阻截白崇禧麾下的精锐钢7军。钢7军乃白崇禧的得力王牌，而白崇禧本人被誉为“小诸葛”，广西子弟兵的战斗力亦为世人所共知。

丁盛英勇无畏，率军急行军，却未料速度过快，竟误入钢7军的包围之中。面对危急关头，丁盛临危不惧，迅速下令抢占周边高地，并积极联络友军，坚守阵地以待援军。驻守指挥的林总得知135师被困的消息后，立刻派遣六个军的兵力，对钢7军实施反包围。

此刻，丁盛所部犹如藏于敌军腹中的孙悟空，与外围友军内外夹击，共歼敌军五万余人。

丁盛凭借一个师的兵力，成功牵制了敌军的一支精锐王牌军，即便身处险境，亦能临危不惧，镇定自若。

此役一结束，丁盛声名鹊起，不仅赢得了林总的赞誉，中央军委亦颁发了嘉奖电文。

1953年，丁盛履新担任了新成立第54军的军长一职，并投身于朝鲜战场的终极一役——金城反击战。

1959年，丁盛所率领的第54军再度投身于西藏平叛的斗争中，为维护西藏地区的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1962年，第54军驻防四川，参与了中印边境的反击作战。此次行动，由丁盛将军领衔的前线指挥部统一调度，指挥第54军及昌都军分区的各部兵力。在瓦弄战役中，丁盛将军临危受命，率领部队击溃敌军1200名，迫使剩余的印军撤退至边界以南。

实际上，倘若丁盛未曾对新疆建设兵团的工作产生不满，或许他仍能稳稳当当地在军旅生涯中持续前行。

丁盛

事情总出差错。

1964年，丁盛受命担任新疆建设兵团副司令一职，这一跃使他跻身大军区副职行列。然而，他内心却对此不甚情愿。在组织的一再努力下，罗瑞卿、贺龙等领导亲自出面做工作，他方才勉为其难地接受了任命。

在文革动荡之际，新疆建设兵团亦陷入混乱。鉴于其并非一支正规化的军队，既存在军队内部的问题，亦面临着地方上的困扰。因此，丁盛萌生了更换工作地点的念头。

正在寻觅人选之际，恰逢来京参会，于是他寻访了昔日的老领导黄永胜，希望借助其关系为自己谋得一个更好的职位。黄永胜曾两度成为丁盛的直接上司，两人关系颇深，遂将丁盛引荐至毛家湾。

四个月光阴过后，丁盛收到了调令，他被派往广州军区担任副司令员的职务，恰逢黄永胜时任该军区司令员。

不久，黄永胜被任命进京，担任总参谋长的职务。在剩余的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名单中，林彪力荐丁盛接替，成为第二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彼时，开国中将詹才芳亦担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之职，且在解放战争年代，他亦投身于四野的战斗序列。然而，林彪并未将其列入推荐名单。据我推测，这其中的关键因素或许与黄永胜有关。

然而，正如古语所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随着林彪与领袖之间的分歧日益加深，黄永胜亦步履维艰，陷入困境。1971年8月，领袖南巡至广州，对丁盛进行了一番训诫：

“你与黄永胜之间关系匪浅，频繁互动。若他遭遇不测，你又将如何自处？”

1973年，领袖亲自下达指令，对调八大军区司令员职务。丁盛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互换了岗位，从而抵达了南京。

丁盛与夫人

张春桥兼南京军区政委。

丁盛与张春桥相交。

张春桥，一介文人，素无军职。即便他日后得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军装在身，却并非便能轻易赢得军队的认同。因此，他必定会着力笼络新任南京军区司令。

在我看来，丁盛在军事方面或许颇有建树，然而在政治领域，他的表现却并不出色。因此，他遭遇困境也在情理之中。

常言道，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个体身上，便成了压顶巨石。而这微尘恰巧飘落时，丁盛恰巧站立在此。

1976年8月8日，丁盛在结束了对大洋山岛与小洋山岛的视察之后，便从吴淞口登陆，就近选择了延安宾馆作为临时居所。当晚，马天水、徐景贤及王秀珍等一行人前来拜访，他们在房内进行了短暂的交谈。

徐景贤后来透露，丁盛曾提及，第60军的驻地为上海近郊，战略地位举足轻重。然而，军长张明与政委魏金山均系许世友麾下之人，丁盛难以对他们发号施令。言罢，丁盛便催促徐景贤等人及早做好安排，随后众人便各自离去。

“十大”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张春桥，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中央委员徐景贤，以及中央委员王秀珍。

两月后，“四人帮”覆灭。

1977年3月24日，在华国锋主持的中央军委座谈会上，他意外地对外宣布：

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不顾劝诫，积极投身于“四人帮”的阵营，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下了错误。叶剑英元帅曾多次告诫他，初次犯错可以从宽处理，但若再犯，则必须严惩不贷。“四人帮”在上海的残余势力视其为同伙，对他接待甚是隆重。丁盛参与其中，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密谋叛乱。其谈话内容均有记录可查，在丁盛谈话后，上海余党迅速发放武器，累计达七万余件，并急忙派人前往北京向“四人帮”密报。一位大军区司令员参与阴谋活动，企图夺权，这无疑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这问题严重了！

丁盛被隔离审查，开除党籍。

他自然心怀不服，坚信自己未曾与四人帮同流合污，当日所言亦非彼等所诬。他遂向徐景贤索要解释。然而，徐景贤却无以回应。彼时，徐景贤已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无组织可依，自然无法作出答复。即便在徐景贤出狱后所著的回忆录中，此事亦未再被提及。

徐景贤

徐景贤诬陷丁盛？

我认为并非如此。首先，他们曾在上海有过会面，且有过交谈。虽无私交，但谈话内容自然涉及工作。丁盛负责的是南京军区的日常事务，谈及一些琐事属常情。然而，那绝非涉及武装暴动之事。因为那时，毛泽东依然健在。

我料想，徐景贤亦未预见，他那简短的话语竟致丁盛遭遇灭顶之灾。因此，面对丁盛的质询，他实际上难以作出回应。然而，他又不能承认自己所言无凭，故而，出狱后对此事保持沉默，或许是最为妥当的选择。

在我看来，丁盛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亦显现于此。对他进行处理的根本原因，并非仅仅是因其言辞不当，实则在于他已不正当地在军区司令一职上虚度数年。

他隶属四野，曾是林彪麾下的将领。在黄永胜的领导下，他得以担任大军区正职，这一职位正是由林彪与黄永胜所赋予。然而，随着林彪和黄永胜的倒台，他却奇迹般地保全了自身，这其中的缘由，实在难以解释。

徐景贤的言论，实则仅为整丁盛提供了可乘之机，然即便缺乏此机会，他亦能另寻他途。南京军区乃我国军事重镇，岂能轻易将如此要职托付予与林彪、四人帮有所关联之人！

丁盛的命运已算不错。

这位战士曾身陷枪林弹雨，勇敢无畏，胆识过人。在担任连队主官期间，便赢得了“丁大胆”的美誉。令人惊讶的是，他竟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

身为林彪麾下且蒙受其青睐的将领，即便在“9.13”事件发生后亦遭审查，然而，一旦证实其与林彪集团并无牵连，便在1972年3月，由中共中央正式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以及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竟能在和平中担任五年大军区司令，堪称奇迹。

而且，最终，他仅仅经历了短暂的拘留，并未入狱服刑，而是得以自在地生活。

1982年7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对丁盛作出了一项《免予起诉决定》。该决定书虽确认了1980年起诉书中所列举的丁盛罪行，“已构成策动武装叛乱罪”，并经审查核实，事实明晰，证据充分，但鉴于丁盛仅系“从犯”，组织上综合考量后得出结论：丁盛的错误虽存在，但程度并不严重，加之其战争年代的战功。因此，决定对丁盛免予起诉，并允许其退役，按照团级干部的标准，将其安置于地方。

丁盛心中仍旧不甘，遂向高层领导及昔日首长提出申诉，然而终究未能如愿以偿。然而，在老战友和首长的鼎力相助下，鉴于丁盛过往的赫赫战功，组织上特此提升其待遇至副师级，并安排至广州军区干休所安度晚年。同时，丁盛的月生活费也骤增至500元，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背景下，已属相当可观的数目。

丁盛的亲属亦被组织妥善安置，得以与他同住一处。

1999年9月25日，这位被誉为“大胆将军”的英勇人物在广州辞世。即便在离世之际，对他的尊称亦受到诸多限制——不得称之为“同志”，不得提及他过往的职务，乃至不能以“红军战士”相称。最终，他只能以“丁盛老人”这一称谓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

徐景贤和毛主席

实则，那位冤家徐景贤也未尝不是被时代尘埃所击中。

在文革期间，徐景贤曾参与了一些不良行为。然而，众多事件实则遵从了张春桥的命令，诸如他对于上海市前市长陈毅的羞辱之举。

在“九大”时期，张春桥指派徐景贤等人召集陈毅到上海代表团，召开了一场批判陈毅的会议。会议对陈毅自井冈山时期至“二月逆流”期间所犯的种种“反党罪行”进行了全面清算。然而，在大会秘书处的吴法宪将徐景贤和王洪文召至办公室后，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要求对陈毅的批判应“适可而止”，并询问是否应该取消下一场会议。

徐景贤和周总理

徐景贤品质尚可。

在“文革”那风云变幻的年代，他独善其身，并未将亲朋好友一同拉入“天堂”。即便是他唯一的亲弟弟在云南的农村插队多年，他亦未曾利用个人关系将他调回上海；对于亲戚中那些渴望参军的人，他亦未曾提供任何便利；他的父母在陈旧的石库门里辛勤倒马桶数十年，居住环境简陋，缺乏煤气与卫生设施，但他始终未曾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

程乃珊曾提及一往事。

她的同事在清晨骑自行车赶往工作岗位时，不慎车身擦碰到了并行小轿车的后轮。他立刻紧急刹车，幸运的是并未摔倒。随后，小轿车内的徐景贤书记走下车来，他弯腰关切地查看骑车人的腿部是否受伤，并连声道歉，表达诚挚的歉意。

在一次聚餐的尾声，饭店门口的垃圾箱旁散落着几只废弃的塑料瓶。先行到达的徐景贤，不辞辛劳地弯下腰，逐一拾起这些塑料瓶，并将它们投进了垃圾箱中。

时代的灰注定落在他头上。

1976年10月，徐景贤遭逮捕。他交代问题明确，态度积极，尤其是在配合中央接管上海方面表现突出。中央原先预判，接管上海“斗争将极为复杂，任务亦将异常艰巨”，因而组建了一支由17名省部级和58名司局级干部组成的强大团队；然而，接管过程却出乎意料地顺利、平稳。这其中，徐景贤等人的服从与配合功不可没。

法庭预备对他实施宽恕，决定不对马天水提起公诉。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马天水突然患上了精神病，致使无法对其进行刑事判决。最终，上海首犯的身份使他被判刑18年。

然而，上海乃是“四人帮”势力盘踞之地，若要严惩首犯，必然需施以重判。彼时，上海市委中尚有一位女书记名叫王秀珍，她出身工人，文化素养有限，让她承担首犯之责，实难令人信服。因此，首犯的罪名最终加之于原本未被起诉的徐景贤身上，他被判处了18年的监禁。

即便身陷囹圄，徐景贤的运气依旧不佳。身为高级干部，他却未能入驻秦城监狱，反而被拘禁于上海的提篮桥监狱。

因此，我言，徐景贤与丁盛，实乃同病相怜的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