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9 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一封 “求救信” 将全球目光聚焦于联合国的财政危机。信中披露，联合国将在 2026 年削减常规预算 15% 以上、裁员 2681 人，这一数字相当于联合国总员工数的五分之一还多。这场危机表面看是成员国缴费不积极，实则暗藏大国博弈的深层逻辑，尤其是中美两大经济体在会费问题上的截然不同态度，折射出国际秩序的深刻变革。

联合国财政危机的核心矛盾，在于美国长期将会费作为政治工具。作为联合国最大单一出资国，美国承担 22% 的常规预算份额，本应每年缴纳约 58 亿人民币，但截至 2025 年初，其累计拖欠会费已达 15 亿美元，占全部拖欠款的大半。更讽刺的是，美国一边拖欠会费，一边维持着全球最高的军费开支 ——2025 年军费预算超 9000 亿美元，是联合国年度预算的 180 倍。

美国的欠费逻辑是典型的 “霸权式赖账”：当联合国决议符合其利益时，如通过对其有利的安理会决议，美国便痛快缴费；一旦联合国拒绝配合其单边主义行动，如谴责其军事干预或中东政策，美国立即以断供施压。例如，2017 年特朗普政府因不满联合国对巴勒斯坦的援助政策，直接冻结 5 亿美元会费，并威胁终止对教科文组织的资助。这种 “用钱说话” 的逻辑，本质是将联合国视为可操控的 “政治提线木偶”。美国的欠费行为已形成制度化恶习。这种策略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达到顶峰，其政府不仅大幅削减资助额度，更全面叫停对多个联合国下属机构的资金输送，试图通过断供重塑联合国议程走向。

与美国不同，中国虽存在短期会费未缴清的情况，但性质截然相反。截至 2025 年 9 月，中国未缴会费约 3 亿美元，主要涉及下半年常规预算和部分维和摊款。然而，这一数字仅占中国全年应缴额度（近 15 亿美元）的 20%，且中国历年均在年末前结清会费 ——2024 年会费即于 12 月底划拨到账，总额约 4.8 亿美元。

中国的 “延迟支付” 实为对现行会费制度的不满表达。中国代表戴兵在联合国大会上明确指出，当前分摊机制存在严重不公：发达国家分摊比例持续下降，而发展中国家负担日益加重。以中国为例，其会费比例已从 2000 年的 0.995% 跃升至 2025 年的 20%，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出资国，但中国在联合国系统的雇员占比仅 2.3%（全球第 17 位），远低于美国的 9.4%。

中国的改革诉求具有双重目标：一是推动会费比例动态调整，根据各国实际支付能力重新分配负担；二是扩大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决策权，避免 “越富有的国家付得越少，发展中国家却付得越多” 的畸形格局。例如，中国提出以购买力平价或人均收入替代国民总收入（GNI）作为分摊依据，若按此计算，中国会费比例不会超过 12%。

美国将联合国视为维护霸权的工具，其欠费行为是单边主义的外化表现。通过控制会费比例，美国试图维持 “最大金主” 的话语权，同时限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联合国影响力的上升。中国不仅是第二大会费国，还是联合国维和出兵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累计派出维和部队超 5 万人次。这种差异在联合国裁员计划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美国欠费导致维和部队轮换停摆、气候大会筹备停滞，却仍要求联合国为其 “特殊待遇” 买单；中国则明确表示将在月底完成相关款项缴纳，并呼吁通过改革解决结构性矛盾。正如联合国工会主席所言：“当大国用钱包控制联合国时，我们失去的不仅是 2681 个岗位，而是战后国际秩序的最后一根支柱。”

从短期看，联合国需通过裁员、搬迁办公地点等措施缓解燃眉之急。例如，在也门粮食援助、刚果（金）维和等项目中，中国均提供关键支持。但长期而言，这场财政危机暴露了联合国在会费分摊、决策机制等方面的深层缺陷。未来，如何平衡大国利益、推动制度改革，将决定联合国能否走出困境，继续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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