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多年前,为什么乌克兰主动请求“加入”俄罗斯?
发布日期:2025-11-23 13:19 点击次数:160
拔都西征的直接后果,就是基辅罗斯的全面衰败。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处东北的俄罗斯民族和地处西南的乌克兰民族,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之路。
时光荏苒,到了17世纪中叶,饱受摧残的乌克兰人通过《佩列亚斯拉夫协议》,与日趋强大的俄国实现了“合并”。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乌克兰主动请求“加入”俄国?今天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又是如何看待《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我查阅了一下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第二次蒙古西征结束后,拔都建立了金帐汗国。与此同时,原基辅罗斯东北部的罗斯公国,均沦为了金帐汗国的“属国”。
因地处偏远,西南罗斯诸国倒是侥幸逃过了蒙古人的摧残。遗憾的是,他们依然没能摆脱被“外来政权”统治和压迫的命运。
1)难逃“被瓜分”的悲惨命运
1199年,“弗拉基米尔—沃伦公国”的王公罗曼·姆斯季斯拉维奇(?——1205)在占领了加利奇之后,将之设为公国首都,并建立了囊括乌克兰大部分领土的“加利奇—沃伦公国”。
在姆斯季斯拉维奇与其后人的苦心经营下,“加利奇—沃伦公国”一度成为了整个基辅罗斯最强大的公国之一。
在独立存在了近百年后,“加利奇—沃伦公国”还是沦为了周边邻国争夺的对象。1352年,“加利奇—沃伦公国”被波兰王国与立陶宛大公国瓜分。其中,加利奇和沃伦西部被波兰占领,基辅和东沃伦等地区被立陶宛占领。
为了抵御莫斯科公国和宝剑骑士团的进攻,1569年7月,波兰与立陶宛在卢布林签署协议,两国正式合并为“波兰—立陶宛共和国(波兰第一共和国)”,根据协议,乌克兰被正式纳入波兰版图。
在今天看来,波兰与立陶宛的合并,彻底改变了乌克兰人的命运。换言之,对乌克兰人民而言,波兰的殖民统治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2)经济领域的全面剥削
在波兰的殖民统治下,乌克兰被划分为六个行省,即鲁西、波多利、布拉次拉夫斯克、沃伦、基辅和切尔尼戈夫省,原有的公国体制被彻底取消。
与此同时,一直对乌克兰肥沃土地垂涎三尺的波兰贵族和地主们,纷纷“移民”到了乌克兰。他们依仗自己“殖民者”的身份,在这里大修庄园、兼并土地,成为了当地的“特权阶层”。
与此同时,波兰还将贵族制度“嫁接”到了乌克兰。简单地说,与波兰贵族一样,乌克兰的本土贵族阶层,同样具备担任官吏、兼并土地以及“剥削农民”的权力。
值得玩味的是,尽管乌克兰贵族的地位无法和波兰贵族相提并论,但截至17世纪中叶,他们彻底成为了波兰文化和价值观的“捍卫者”和“忠实拥趸”。
为了榨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波兰殖民者一直在乌克兰实行着极为残酷的农奴制和劳役制。简单地说,乌克兰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只能给地主“打工”;他们生产的所有农产品,最终解释权均归地主所有。
另外,乌克兰农民还要承担如住房税、教堂税、军队税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到了16世纪中叶,他们完全失去了国家司法和行政机构的保护——农民不仅沦为了地主的“私产”,并丧失了向法院控告地主的权力。
3)肆无忌惮的宗教歧视
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对乌克兰的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都极尽鄙夷。他们认为,“乌克兰人并没有创造出任何实质性的新东西,贵族和地主的价值观,还停留在基辅罗斯时期的水平。”
对于乌克兰人笃信的东正教,波兰人更是极尽侮辱。资料显示:
天主教神职人员,甚至是大教堂神甫和大司祭,称信奉东正教的罗斯人为狗、东正教仪式是狗的仪式,东正教神父是分裂派教徒;禁止天主教徒与东正教徒通婚,如果后者不接受天主教信仰。
因为不堪天主教会的歧视和压迫,很多乌克兰的地主和贵族子弟们不得不“改宗”天主教。
不过,要想让所有乌克兰人都改信天主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因此,波兰殖民者决定“成立一个新教会,保留东正教仪式,但必须向罗马教皇效忠”。于是,在官方的授意下,“教会合并”运动开始了。
一言概之,很多东正教的教堂和修道院被天主教徒们恶意破坏,很多颇有名望的东正教修士们,被安插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关进了大牢:
在利沃夫,谁不接受合并教会,就不能生活在城市,不能经商或在手工作坊工作….死去的东正教徒的尸体,只能从运送污秽之物的门口运出去。
4)乌克兰人民的激烈抗争
波兰殖民者的残酷剥削与压迫,激起了乌克兰人民的强烈反抗。从17世纪20年代开始,乌克兰各地相继爆发了旨在反抗波兰保证的武装起义。其中,以扎波罗热哥萨克为代表的哥萨克势力,成为了乌克兰人民反对波兰统治的主角。
位于第聂伯河畔的扎波罗热,是乌克兰第六大城市,也是乌克兰的电力工业中心,有着超过两千年的悠久历史。
“哥萨克”一词,据说源于突厥语,可以翻译为“自由自在的人”或“勇敢的人”。早在15世纪,这里便开始有哥萨克在此定居。
进入16世纪50年代,他们不仅修建了坚固的要塞,还组建了自己的议会“拉达”,成为了不听命于任何国家指令、“只效忠于金钱”的“自由人”。
为了稳住这些无组织无纪律但骁勇善战的哥萨克,同时利用他们与土耳其和克里米亚汗国作战,波兰政府许以重金,“忽悠”他们为自己“卖命”。这些被编入波兰军队系统的哥萨克,后来被统称为“册编哥萨克”。
与普通哥萨克相比,“册编哥萨克”享有一定的特权。头领具备完全执法权和审判权,“在编”成员被免除了除兵役之外的所有赋税和劳役,并拥有土地所有权、自由狩猎权和经商权等权利。不过,在骄傲的波兰人看来,他们就是一群“来自第聂伯河流域的野人”。
伴随着周边局势的日趋稳定,波兰开始大幅缩减“册编哥萨克”的名额,并一度被缩减至1000人。至于被“淘汰”的哥萨克,沦为了普通的农奴。波兰官方“过河拆桥”的行为,激起了扎波罗热哥萨克的极大不满。
1648年,由盖特曼(最高头领)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领导的哥萨克大起义爆发了。值得注意的是,在起义爆发之初,赫麦利尼茨基并没有“寻求独立”的意愿。
坦诚说,他的诉求绝非是“狮子大开口”:
在基辅州和左岸乌克兰地区取消“教会合并”;基辅都主教与神职人员,有权在波兰议会任职;将册编哥萨克增至1.5万人,并为其划拨土地。
不过,波兰政府只答应了“将册编哥萨克增至1.5万人”这一条件。
面对波兰冷漠且强势的态度,作为最高首领的赫梅利尼茨基,开始在周边寻求可靠盟友“共同抗衡波兰”。
纵观周边邻国,乌克兰与奥斯曼土耳其、克里米亚汗国的关系比较复杂,两国均不靠谱。
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公国,不仅是奥斯曼土耳其的“属国”,还均与波兰交好,与之结盟更是无稽之谈。在经过一系列的反复斟酌后,他决定与崛起的俄国结盟。
5)乌克兰的“自救之路”
1648年6月,赫梅利尼茨基致信沙皇阿列克谢一世(1629—1676),希望与之建立联系。
两个月后,他再一次致信阿列克谢一世,建议俄国趁波兰国内局势动荡之际,与自己联手“打击波兰”。微妙的是,阿列克谢一世自始至终都没有做出回应。
坦诚说,在是否支持乌克兰的问题上,俄国有着自己的考量和顾虑。
首先,俄国不敢贸然联合乌克兰进攻波兰。截止至17世纪上半叶,俄国的综合国力与波兰相比并不占优。尤其是斯摩棱斯克战争(1632—1634)的惨败,让阿列克谢一世颇为忌惮。
其次,恶劣的外交环境,不利于进行大规模的对外讨伐战争。在当时,俄国与瑞典、土耳其的关系均不和睦。倘若再同实力强大的波兰爆发战争,很容易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
第三,俄国的内部局势并不太平。比如在1648年6月,莫斯科居民为了抗议盐税,掀起了规模不小的暴动,甚至蔓延到了科兹洛沃、库尔斯克等其他城市。尽管暴动很快被镇压了下去,但特给俄国政府敲响了警钟。
最后,俄国对扎波罗热哥萨克缺乏了解且印象不佳。毕竟,扎波罗热哥萨克与波兰一道远征莫斯科的经历(1618),一直让他们记忆犹新。
因此,直到1651年初,俄国才派遣外交官拉里翁·洛普欣前往乌克兰,与他们进行了官方会晤。不过,对于处在水深火热的乌克兰人而言,这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1652年3月,乌克兰使节抵达莫斯科,再一次重申了赫梅利尼茨基提出的“希望俄国接纳扎波罗热哥萨克军队及其控制下的地区”的建议。
不过,尽管阿列克谢一世表示“可以考虑接纳扎波罗热哥萨克军队”,但他不仅强调“(俄国)会信守俄波和约”,还要求“将他们安置在顿河和梅德韦季察河地区荒无人烟的地方”。显然,阿列克谢一世的“提议”,遭到了乌克兰人的严词拒绝。
1653年4月,赫梅利尼茨基又一次向俄国提出了“臣服”的请求。不过,他同时“警告”俄国,“如果莫斯科继续犹豫不决,乌克兰将考虑与克里米亚汗国和土耳其苏丹结盟。”
眼看着可斡旋的时间不多,俄国政府于5月召开了史上最后一次缙绅会议。在经历了长达半年的讨论后,一致决定“接受乌克兰纳入俄国版图”。
1653年12月,以贵族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布图尔林为首的俄国使团,顺利抵达了位于乌克兰境内的佩列亚斯拉夫城。次年1月8日,双方举行了正式会晤。
1)《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签订
在会晤正式开始之前,赫梅利尼茨基特意召集了军队中的所有高级将领举行了秘密会议,大家一致通过了“接受俄国沙皇庇护”的决定。
秘密会议结束后,双方一同来到佩列亚斯拉夫城的广场,召开了群众大会——“哥萨克拉达”。
面对着台下的民众,赫梅利尼茨基慷慨激昂地表示:
乌克兰人不能没有一位统治者。我们可以选择的有四位君主,分别是土耳其苏丹、克里米亚汗、波兰国王和莫斯科公国沙皇。唯有在信奉东正教的俄国的沙皇那里,我们可以找到令人放心的庇护和栖身之处。如果谁不愿意跟他走这条路,去留自便。
不出所料,他的呼吁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群众大会结束后,布图尔林将沙皇的谕旨转交给了赫梅利尼茨基,并和他们一同来到大教堂“举行宣誓仪式”。
值得玩味的是,在仪式程序环节,双方出现了不小的分歧。赫梅利尼茨基认为,双方都应当进行宣誓,“布图尔林应该代表沙皇宣誓,保护乌克兰不受波兰欺压,(俄国)不损害小贵族、哥萨克和城镇居民等乌克兰人的自由和权利”。
不过,他的提议被布图尔林严词拒绝,“只有臣民向沙皇宣誓,没有沙皇向臣民宣誓的道理?”
最终,处于弱势的乌克兰人不得不做出了让步。赫麦利尼茨基进行了“效忠沙皇”的宣誓,布图尔林则以沙俄全权代表的身份,庄重地将旗帜、权杖和盖特曼头冠授予给了赫梅利尼茨基。
实际上,对于“俄乌合并”的决定,持反对意见者并不在少数。比如基辅都主教谢利韦斯捷尔·科西夫和一些上层宗教人士均表示“拒绝宣誓效忠沙皇”。
2)《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主要内容
学界普遍认为,流传至今的协议文本是赫梅利尼茨基亲自拟定的。因此,该文本也被称“赫梅利尼茨基条款”,其要点有:
乌克兰基本享有独立国家的所有权利,哥萨克制度和最高权力机构拉达(国会会议)均得以保留,但需要承认沙皇的最高权力;哥萨克军队仍然接受盖特曼(军队最高指挥官头衔,其地位仅次于君主)指挥,哥萨克有权选择盖特曼,但需要向沙皇通报,册编哥萨克为6万人;保留哥萨克军团建制以及市民、农民选举的地方行政机构,保留乌克兰财政、税收制度和独立的司法机构,保留哥萨克特权和农民、市民的所有权利。盖特曼的对外交往原则上不受限制,只需向沙皇通报自己的决定和谈判进展情况,并派人将重要文件副本呈送沙皇即可。
不过,鉴于赫梅利尼茨基与布图尔林二人并未签署任何书面协议。因此,围绕《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性质,俄乌两国的学者们展开了一系列热情洋溢的讨论。
3)《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性质
对于这份协议,在俄罗斯与乌克兰学界,存在着明显的认知分歧。
俄罗斯学界普遍认为,这份协议意味着“俄罗斯与乌克兰两个民族的重新合并”。
比如苏共中央在1954年发表的《乌克兰与俄罗斯重新合并三百周年提纲》中就明确指出,“许多世纪以来,乌克兰人民一直渴望与俄罗斯重新合并。如果没有合并,乌克兰民族不可能得到拯救”。因此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俄罗斯学者认为,“这是双方自愿的联合或合并”。
除此之外,俄罗斯学界还流传有“军事政治同盟条约”、“形式附庸关系”和“乌克兰被直接并入俄罗斯”等多个观点。
在乌克兰学界,关于这一协议的性质,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
协议是“保护国条约”,即乌克兰成为了俄国的保护国或附属国。
协议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军事政治同盟。乌克兰历史学家戈罗别茨认为,“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谈判是权力平等的双边谈判,谈判的目的不是建立共同的国家,而是两个国家缔结军事、政治联盟”。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份协议绝不是一份“平等协议”。
尽管乌克兰保留了除自主外交活动以外的诸多权力,但诸如“臣服”等字样的出现,终归存在着“低人一等”的色彩。因此,“合并后”的乌克兰,更像是俄国的“高度自治区”。
可以肯定的是,双方结盟是利益交换的结果。换言之,通过“俄乌合并”,俄国扩充了自身实力,乌克兰具备了与波兰对抗的底气。
至于血缘(均为斯拉夫后裔)和宗教(均笃信东正教)等因素,起到的作用比较有限。原因很简单,在双方签订协议之前,彼此之间的了解和联系均非常有限。比如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亚科夫列娃教授就认为:
协议签订之前,俄乌相互并不了解、甚至互不理解,因此彼此都没有认真对待合并。
我们常常忽视了17世纪中叶,乌克兰与莫斯科公国的差别之大。此前的250年间,乌克兰先后成为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王国的组成部分。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与莫斯科公国大相径庭。
乌克兰盖特曼们出生、成长在波兰,将波兰视为自己的祖国。他们是在波兰的法律、甚至概念和传统下培养起来的。
如何评价《佩列亚斯拉夫协议》?乌克兰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协议是“乌克兰国家的严重错误和战略失策,导致乌克兰人民失去了国家和民族独立”——这也是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社会关于这份协议的“最主流看法”;协议使乌克兰摆脱波兰—鞑靼人的种族灭绝政策,其种族特性得以延续、民族的前途充满希望;协议使乌克兰与俄罗斯结成了平等伙伴关系,乌克兰得到大国俄罗斯的承认;俄乌走上合并道路后,俄国不断减少、直至根除乌克兰的民族特性,“就像给溺水的人投去救生圈,挽救其生命,同时等待他的是未卜的将来”。
与乌克兰截然不同,绝大多是俄罗斯学者对《佩列亚斯拉夫协议》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历史证明了我们祖先的决定是英明的。与俄国的统一,使乌克兰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保持了自己的国家体制。
乌克兰人民在17世纪末巩固南部边疆、彻底击败土耳其人的进犯增添了力量,并在18世纪下半叶,解决了黑海出海口这一重要的地缘政治现实问题。
总而言之,伴随着《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签订,乌克兰人最终全面摆脱了波兰的殖民统治,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乌克兰民族、宗教和文化的连续性和传承。
不过,在“俄乌合并”后,伴随着俄国综合实力的愈发强大,“对乌政策”也变得愈发强硬了起来。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她干脆撤销了乌克兰的盖特曼制度,并将之“改造”成了普通行省,成为了“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
因此,不少乌克兰学者认为,“俄乌合并使乌克兰逐渐远离欧洲文明,迟滞了乌克兰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进程,成为乌克兰民族的历史悲剧”。文章最后,衷心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尽快恢复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