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仇之志，寄于吾辈学子！”翌年，在致萧子升的信中，面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升级，毛泽东预见性地指出：“二十年间，非一战不足以确保生存”，并坚定了“磨砺以俟日本”的意志。可以说，从1915年至1935年，这二十载是毛泽东“磨砺以待日本”的坚实历程。

一、关于“二十一条”与中国共产党之成立，以及毛泽东之抉择

1915年5月7日，当“二十一条”公布之际，毛泽东所体验的情感，与众多青年学子的心绪不谋而合。彼时，全国范围内兴起的抵制“二十一条”及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浪潮，为四年后的五四爱国运动，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与行动基础，奠定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基石。

1915年5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迫使袁世凯签署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刊印的《明耻篇》封面上，毛泽东挥毫题词，表达坚定意志：“五月七日，国耻难忘，复仇之志，寄望于吾辈学子”。

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前半年，毛泽东于北京，经由恩师杨昌济的引荐，结识了李大钊，并被其安排至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这一机遇使得毛泽东得以在国中最具影响力的学府中广泛涉猎各类书籍，同时也有机会阅读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此外，毛泽东还曾亲临天安门广场，聆听李大钊关于《庶民的胜利》的演讲，并频繁向李大钊请教。在此期间，毛泽东亦结识了陈独秀。这一切，使他对俄国十月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毛泽东正身处湖南。此前，他因母亲身患重疾，返回故里已逾一月。这场运动迅速让毛泽东洞察到民众的磅礴力量。在湖南，推动爱国运动的关键举措之一便是新成立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及其刊物《湘江评论》的创刊。毛泽东不仅担任了《湘江评论》的主编，更是其主要撰稿人。在《湘江评论》上，他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深入论述了民众联合所蕴含的强大力量。文章开篇便直言：“国已坏至极点，民已苦至极点，社会黑暗至极点。欲图补救，改造之道，非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莫属，然而根本之策，唯有民众之大联合。”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对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深刻回应，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由衷赞美，同时也透露出他依靠民众实现救国的坚定信念。

“陈独秀对我的影响，或许超过了其他任何人。”至1920年夏日，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付诸行动，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并自此自认如此。同年初冬，毛泽东、何叔衡等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秘密在长沙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1920年五月，新民学会的若干成员于上海合影留念，其中左起第七位为毛泽东同志。

“自那时起，我愈发坚信，唯有通过群众自发行动所建立的群众政治权力，方能确保改革得以有效实施。1920年冬日，我首次从政治角度将工人阶级组织起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革命的历史对我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对于1915年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毛泽东将其看成“民国奇耻”，并认为学子们有责任救国家于危难。但怎样去做，还没有具体的路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点燃了五四运动之火，促使毛泽东选择必须向俄国学习，走组织民众和依靠民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这使近代中国在漫长的黑夜中闪出了醒目的亮光。但这条路怎么走，注定要在泥泞中潜行，在荆棘中苦战。

问大地谁主浮沉？

1925年秋季，毛泽东于长沙挥毫泼墨，创作了传世佳作《沁园春·长沙》，词中“悠然怅然，仰望苍茫大地，谁掌控兴衰沉浮？”的句子，与他在1927年春季所作《菩萨蛮·黄鹤楼》中的“烟雾笼罩，江面苍茫，龟蛇二山锁住大江”，以及1933年夏季《菩萨蛮·大柏地》里“赤橙黄绿青蓝紫，是谁挥洒彩带，舞动于碧空之间？”的表述，均流露出相似的忧愁情绪。

这源于对日益深重的外患之苦，以及对日本不断加剧对华侵略行为的忧虑。

这反映了人们对中华民族未来走向以及中国共产党前途的深切忧虑。

在1925年，毛泽东告别了韶山，踏上了前往广东的征途，并在旅途中挥毫泼墨，创作了《沁园春·长沙》一词，倾注了他青年时代心中的宏伟志向。

先看外患。

自五四运动爆发以来，日本对中国的崛起持警惕态度，进而加速了对华侵略策略的研究、策划与执行。

“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若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确保帝国崇高使命之必由之路，首当其冲者，应为彻底解决满蒙问题。”数月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仅以三个师团的兵力，在短短四个月内，侵占了面积达日本本土三倍之广的中国东北全境。

1932年，日本发起了“一二八”事变，对上海发起猛烈攻势，随后与国民党政府签署了令人蒙羞的《上海停战协定》。同年3月，日本扶持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长春建立伪满洲国。9月15日，日本正式承认了满洲国的地位，并签署了《日满议定书》及其附件密约，将东北三省沦为其殖民地。与此同时，日本将侵略目光转向了冀东与热河地区。1933年1月3日，日军占领了山海关；3月4日，热河陷落；4月，日军相继侵占冷口、北戴河、昌黎、滦东等地；5月16日，唐山城陷；5月22日，日军又相继占领了滦县、遵化、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县城。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使日军实现了以长城为界，并在长城以南建立新的控制区的目标，为日军向华北的进一步扩张敞开了大门。

再看内忧。

一方面，日本侵略者精心策划、周密部署、实施突袭；另一方面，英美法等国受国内经济危机困扰，同时希望借助日本在东北的占领来牵制苏联，因此对日本采取了双重策略；再者，苏联正忙于国内建设，力求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并寻求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对日本侵华持中立和不干涉立场。然而，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当时中国执政者蒋介石提出“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对日军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和妥协退让的策略。

在1928年至1930年期间，蒋介石在持续对共产党人进行镇压的同时，将主要军事资源投入到解决新军阀内部统一问题之中。随着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控制地位的稳固，他迅速亲自指挥，对各个革命根据地发起了一系列“围剿”行动。尤其是针对位于江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蒋介石自1930年12月起至1934年10月，对该地区的红军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围剿”。

在蒋介石屡次发动对红军的“围剿”之际，毛泽东、朱德等红军的领导人却不断真挚地表达出他们共同抗日的坚定主张。

◆《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的告白：中国工农红军士兵兄弟书》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9月25日，毛泽东与朱德、贺龙、彭德怀等将领联袂签署《中国工农红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宣言》，向军中兄弟发出号召，共赴国难，抗击日寇。1932年1月，面对日军对上海的进攻，毛泽东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呼吁全国开展民族革命战争，驱逐侵略者出我国领土。1933年1月3日，日军攻陷山海关，其侵略魔爪不断伸向华北。17日，毛泽东与项英、张国焘、朱德联名发布宣言，提出若要抵御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必须立即停止对苏维埃区域的进攻，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并迅速武装民众，组建义勇军，以保卫国家，争取民族独立与领土完整。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等人与全国任何武装力量达成停战协议，共赴抗日战场。3月3日，毛泽东与项英等人再度发表宣言，重申上述条件，并号召全国共同抵御日寇的侵略。在《塘沽协定》签署前后，毛泽东与项英分别发表宣言和通电，坚决抵制塘沽协定，反对将华北广大地区及数千万民众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1934年7月15日，毛泽东与项英、张国焘、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联名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声明红军以极大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并派出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将领领导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军长征北上的初衷，亦是出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

蒋介石出于个人私欲，不仅对红军抗日的主张置若罔闻，实施了血腥的“围剿”战略，而且对党内那些秉持抗日信念的爱国将领，亦采取了残忍的打压手段。

若蒋介石当政时，能将用于“围剿”红军、扑灭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及平定福建事变的同等的精力，用于对抗日本侵略者，并能够团结包括红军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力量共同抵御日寇侵略，又怎会让日本侵略者如此轻易地侵占东北，进而逼近华北呢？

“对于那些贪生怕死、大谈抗日却毫无廉耻之人，必将严惩不贷，决不宽恕。”

内患之虑，在于当权者忽视外患威胁，将全力投入于内部纷争与争斗之中。

再看党忧。

中国共产党内部现状同样令人担忧。从1921年7月的成立至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这长达13年半的历程，可以说该党尚处于幼年时期，尚未成熟。

这种令人担忧的不成熟党情，主要体现在最高领导层的不成熟之上，缺乏一个拥有坚定领导力的核心。这犹如一个步履蹒跚的孩子，依赖远在异国的共产国际搀扶前行。然而，共产国际难以精确把握中国的国情，因而难以指引一条真正契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道路。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隆重举行。在此次会议上，受“左”倾冒险主义思潮影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路线进行了不公正的指责，并企图排除他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议主席台上，从右至左数第四位正是毛泽东同志。

陈独秀，党的首任总书记，自1921年7月至1927年7月，担任此职长达六年。在五四运动爆发及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过程中，他贡献颇多。然而，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间，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干预，他犯了右倾错误，未能坚定信念，过分依赖国民党，忽视军事工作，放弃了军事武装的领导权。因此，在蒋介石的残酷镇压下，1927年，超过十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共产党的人数从原先的五万七千人锐减至约一万人，第一次大革命最终以失败告终。

继陈独秀之后，中共中央工作的接力棒落在了瞿秋白的肩上。他才华横溢，著作等身，文采斐然，然而在政治领域，他却未能展现出同等的能力，缺乏灵活应变与独立思考的才能。瞿秋白遵从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指示，即便是在中国革命处于低谷之际，仍旧执意推动工人罢工与农民暴动，由此犯下了长达半年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导致大革命失败后好不容易保存的革命力量蒙受了更大的损失。

1928年的六七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了工人阶级出身的向忠发，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主席的要职。这一决策显然受到了当时过分强调工人成分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然而，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随即叛变的事实，无情地证明了这一做法的严重错误。在他的主席任期内，他未曾有效履行总负责人的职责，这同样印证了这一决策的失当之处。

“在三次‘左’倾路线时期，我遭受的处分和打击不计其数，包括被开除党籍、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甚至被驱逐出红军，我能回忆起来的就有二十次之多。”

在1934年，毛泽东出席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这个令人忧虑的不成熟的党情，也表现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对策上。当时还不是党中央核心领导层成员的毛泽东，曾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或红军领导人的身份发表宣言或通电，阐述抗日对策，特别是1933年1月17日提出的关于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部队订立停战协定的抗日宣言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党中央占据决策地位的“左”倾领导人，对九一八事变造成的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忽视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强调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是要一致地进攻苏联。例如，1932年1月中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不同意作这样的分析，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不这样提出口号，“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会议中途，另选了会议主持人。

概而言之，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我国神州大地外患日益严重，不仅民族与国家的命运悬于一线，面临着“谁主沉浮”的抉择，而且我党内部同样面临着“谁主沉浮”的考验。

三、《反对日帝策略》发布

1935年，这一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对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以及毛泽东个人而言，都显得尤为不凡。

对中国共产党而言，1935年标志着“从头再来，再创辉煌”的新纪元的开启。

岁首之际，在长征征途上召开的遵义会议，一举废黜了“以笔代剑”的战略指导者，终结了长达四年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会议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从而在实质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此举一举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挑战与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问题。

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后，毛泽东同志巧妙指挥红军，不仅成功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更在抵制张国焘分裂中央、推行南下逃跑路线的斗争中，坚定捍卫了党中央的团结，确保了北上抗日路线的顺利实施。与此同时，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公开发表了“八一宣言”，明确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并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与北上抗日的战略方向形成了有力的呼应。

红军抵达陕北之后，迅速发表了《致围攻陕甘苏区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其中明确表示：“若贵部不再攻击红军与陕甘苏区，我方愿与贵部互派代表，商定抗日作战协议，并共同组建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携手并肩，共赴国难，抵抗侵略，拯救我国于水深火热之中。”此举是对毛泽东于1933年1月17日提出的，基于三项条件与任何敌对部队缔结停战协议的抗日宣言的深化与延续。

“难道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中间势力，就是背叛祖先，不敬祖先吗？”博古无言以对，只能躺回炕上不再言语。

决议于瓦窑堡会议中通过，明确指出：“当前的政治局势已发生显著转变”，“日本帝国主义在吞并东北四省之后，进而侵占整个华北，现正图谋吞并全中国，将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地位转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当前局势的基本特征。”“我们的使命，不仅在于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基本力量，更在于联合所有可能的反日同盟者，确保全国人民各尽所能，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让每一个爱国者都能投身于反日的斗争中。这便是党所倡导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方针。”瓦窑堡会议成功解决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一系列问题。

这一切，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已真正走向成熟，尤其是党的领导层在智慧与经验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对中华民族而言，1935年标志着绝地反击的起点。

本年度，日本对华侵略策略加剧升级。日本历史学家信夫清三郎曾指出：“自1935年起，日本在所谓‘华北工作’的幌子下，开始暴露其对华内地的勃勃野心。”同年6月，秦德纯与土肥原贤二签署了“秦土协定”，导致日军实际掌控了察哈尔省北部地区。7月，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签订的“何梅协定”则让日本攫取了河北省及平津两市的主权大半。在此期间，日本策划了“华北自治运动”，制造了一系列所谓的“自治”事件，对中国华北地区的主权进行了蛮横的侵犯。1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成为华北五省政治上脱离南京政府独立的一步阶梯。

“这场运动的发生，震撼了整个国家。它与红军北上抗日的行动相互呼应，推动了国内和平的实现以及对日抗战的开展，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性的运动。因此，一二九运动不仅是一场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更是在思想上、人心上、干部上都为抗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对毛泽东而言，1935年标志着他经过二十年的耐心“磨砺”，终于迎来了犹如宝剑出鞘的辉煌时刻。该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的党内活动分子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著名演讲。这篇演讲，作为毛泽东在成为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者后的一次重要发声，以其独到见解而备受瞩目。

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重要报告。

“党的职责便是将红军的行动与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活动紧密结合，构建起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继而，报告详述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构建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过去的急躁态度已不可取，要战胜敌人，必须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一味局限于狭小圈子，是无法成就伟业的。当前时局下，我们应勇敢摒弃关门主义，广泛开展统一战线，避免冒险行动。毛泽东曾言：“日本帝国主义决心将全中国变为殖民地，而中国革命的现有力量尚存在严重不足，这两个基本事实构成了党制定新策略——广泛统一战线的基石。组织广大民众，动员浩大的革命力量，是当前革命对反革命发起进攻的迫切需求。唯有这样的力量，才能彻底击败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这是显而易见的真理。因此，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实则等同于孤立无援。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力量推向敌人一方，只会招致敌人的欢声笑语。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实走狗。关门主义所标榜的‘纯粹’与‘笔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而日本帝国主义却对其大加赞赏。我们绝不能走向关门主义，我们所追求的是能够致命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勇气，有着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复兴国家的决心，有着在世界民族之林自立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国际援助；相反，对于现代所有国家和民族的革命斗争，国际援助都是必不可少的。”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报告，紧扣时代发展的脉搏，针对政治路线上的偏差，深刻剖析了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敌对势力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从而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能充分解决且难以彻底解决的党的政治策略路线问题。此报告乃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典范之作，亦为中国共产党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宏伟纲领。毛泽东的报告与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共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