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淮北新四军第四师老战士回忆录》第二卷——来自地下战场的报告(1997年7月1日)，作者许天民，原标题《奔赴香港 指导特情》

这是该书正文的最后一章。摘转此文，是因有看官在《许天民：我在隐蔽战线上走过的道路》一文留言想看“更想看到他在香港的英雄事迹”。同时也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为此专门淘了一本旧书。

此书是在香港回归同一天出版，虽已过去二十多年，但由于其特殊性质，部分可能有些敏感。故有稍有删节，如有兴趣，自行搜刮。

正文

接受任务奔赴香港

1958年4月，我任河南省公安厅政保处处长期间，中央公安部下令调我到北京工作，我遵令于4月23日到北京公安部报到，住西四皮库胡同招待所，5月2日一局王一鸣局长找我谈话，王说，解放后经过剿匪反霸，搜捕潜伏特务，镇反和肃反斗争，反革命残余势力及其反革命基础，已基本上被我消灭了，今后应转入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派遣的特务和潜藏较深的隐蔽敌人作斗争了。为了加强这一工作，加强对海外反间谍斗争的组织和领导，为了保卫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部领导决定派你到香港作重要特情的指导工作。

海外有一批特情力量，工作条件很好，活动能力较强，所处地位非常重要，但政治思想基础较差，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缺乏为革命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工作被动，消极等待，抱残守缺，不思开拓，要发挥其现有条件，必须在敌区就地指导，当前敌情比较严重，须即解决这一问题，经过研究，认为你可以完成此项任务。关于通过边境的办法及掩护形式等具体事项，你到广州后与华南办事处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

我受命之后于5月4日离京南下，临行之前杨奇清部长找我谈话，杨部长是我党老一辈的保卫工作的领导者，是我们素已敬仰的老前辈，他德高望重，厚重率直，刚毅果敢，不随流俗，艰苦朴素，永葆老红军的传统本色。他明确了我的外出任务之后，作了以下恳切的指示，他说：香港是当前国际上的重要市场，是政治、经济、金融贸易，特别是间谍、特务角触的中心，我们都知道，美帝国主义设在香港的领事馆是全世界最大的“外交”机构，难道美帝在香港有如此多的外事任务？当然不是。他们百分之八十的人员是对我国搞间谍活动的。

英帝国主义在香港殖民统治了一百余年，除有完整的政警机器之外，还建立了远东最庞大的间谍情报组织。其他帝资国家对香港的间谍活动，无不插手染指，无论其设立机构大小，人员多少，其矛头都是对准我们祖国大陆的。蒋帮逃台之后，虽然师老兵疲，一败涂地，但其死灰复燃，东山再起之想，从未一日停止；当然，其妄称军事登陆，政治反攻，自然是白日做梦，欺人自欺的老调，但其特务破坏，派遣活动尚可得逞一时，在美帝国主义豢养与支持下，大量发展特务，培训潜伏人员，以港澳作为前进基地，频繁地向国内渗透潜入，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扰乱我国的和平社会秩序。为了及时打击敌人，防止敌人的阴谋破坏，必须深入敌区，开展内线的反间谍的侦察工作，根据你过去的工作情况，组织相信你能够完成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这一席话，我完全可以理解，认为当时的斗争形势，确实必要这样做，但我担心，解放之后已离开隐蔽战场8年，一直搞公开的侦察工作，不仅身份掩护有一定困难，而斗争形势、地理环境也物换星移，这是我要立即克服的重要问题。

当时乘车南下，于5月10日早六时抵达广州，华南办事处郭佩珍副主任在车站接我，我感到十分亲切，因为我和郭是老熟人老同志了，相见之下十分欢欣，随他一起直达执信路招待所，从此，我又在这条战线上重新入伍，再作冯妇，投入到一场鲜为人知的、艰险激烈的对敌斗争中。我的主要缺点除了水平不高，经验不够之外，还有不懂英语，其次，对被誉为东方之珠的资本主义远东橱窗——香港，毫无认识，我们只是在常识的印象中，知道那里是孳生间谍、特务和反革命的温床，那里麇集着，从军阀时代到解放之前逃亡的大地主、大资本家、军阀余孳、官僚后裔、汉奸遗孤、封建残余以及反革命势力和流氓地痞社会渣滓，他们吸尽了人民群众的血液，把中国无法统计的金银财富，古玩珍宝盗窃劫掠到海外，供其挥霍享受，他们是新中国的反对派，是对中国革命有着刻骨仇恨的反动阶级。建国之后，香港虽然有了一些大的变化，但敌我力量相比仍然是非常悬殊的。当时的香港大体情况是这样的：

一、人口350万。

二、有黑社会分子20万。

三、有学校（大中小）2661所，学生100万人，其中港英官办或资助的800所，美蒋设立或控制的200所，学生约10万余人，中间落后的1600所，进步的只有23所，学生不到1万人。

四、有新闻报纸75家，其中美蒋创办的24家，民办的36家，进步的只有11家。

五、出版机构136家，美蒋设立或控制的41家，纯商业性的87家，进步的只有8家。

六、电影制片厂47家，台蒋主办的10家，右派经营的30家，进步的只有3家。

七、社团（工会、宗亲会、同乡会、体育会、文教会等）除少数进步工会之外，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蒋帮掌握的。所以那时的节假日，新历旧历年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很多，相比之下挂国旗者寥寥无几。

美帝国主义当时对我实行封锁禁运，战争威胁，不仅直接空投特务，而且大力支持蒋特空投、海漂、派遣潜入。

港英当局标榜自由中立，实际是亲蒋抑我，那时中英外交尚未正式建立，虽然各设有外交代办机构，但其对我态度并不友善，特别是柏立基当上港督之后，公开采取反共政策，他上台不久，就封闭了我方的“钟华中学”，当然，他这样干毕竟是有顾虑的，不久他又宣布启封了，他还想搞掉我们的电影事业，后来我们准备反击，向他提出不得在香港悬挂蒋旗，他闻风之后才软了下来，这一点说明了我们的严正态度，如果他的反共步子再往前迈，我们会有更严厉的措施的。因此，他不得不软了下来，当时我们对港英的策略是斗而不僵，只要他不进一步反我们，我们也不再给他下不了台。

我国国内当时的形势，也是比较困难的，大跃进，大炼钢铁，浮夸风，说大话正是风起云涌，如火如荼，粮食短缺，人民生活出现了严重困难，苏联毁约逼债，落井下石，一时乌云满天，造成广东的大逃亡，这些问题在海外的信任危机是非常明显的，一些爱国人士，进步分子对国内的冒进政策不理解，说我们是不顾实际，随心所欲，有的好心人也说我们是唱“空城计”，“无米炊”，少数左派文艺工作者及倾向我们的上层人士也有发生动摇的，个别人背我他投，特别是敌内的工作关系，怀疑怅惘，沉闷消极，工作无精打采，苟且应付，甚至敷衍塞责，这对当时的特情指导工作带来了不易克服的困难。

我到广州之后，华南办的领导李溪林、郭佩珍、宋恕忠等同志给我介绍了工作情况，指出了工作上的问题，然后我翻阅了敌情和特情的材料，学习了上级领导的有关文件和指示精神，于8月初我持广东省公安厅发出的赴港探亲通行证，施桢祥同志送我到深圳过关，搭深港线火车一小时抵达九龙，下车之后由已在香港等侯的李景亮同志接我到他的住所，我以华侨家属身份租用他半间房屋，也就掩护在他们家里。从第二天起，我用了一段时间，先熟悉了一下香港、九龙和新界的主要市区的交通路线，码头、车站、机场、公园及游艺场所的一般情况。于10月16日在组织的妥善安排下，约了一名编号为2019的主要特情见面，特情以张建明的名字在香港中环干诺道“新光大酒店”四楼开了一房间，我以卢石化名前去接头，按动门铃，他应声而出，相互对答暗语会晤后，即作久违阔别之状畅叙情怀，但此处万人逆旅，无法谈论机密，随约定三日后到山顶公园碰面，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办法取上了联系，由于我们的社会身份不同，彼此住址保密，因此，如无必要，即不直接碰面。

当时敌情十分严重，台蒋情报局正向驻港特务组站布置准备已久，定于12月20日开始执行的“专勤案”培训了大批特务，准备潜入，进行发展、情报、纵火、心战等行动破坏，但此时2019尚无所知，与此同时，台蒋情报局又布置了一个以破坏浙赣、鹰厦铁路为目标的“锐进案”，并派一高级特务林学纪抵港督导，我们就针对这两个行动案件，研究了反破坏，防破坏的措施与办法……

自此以后到1961年为止，台蒋情报局陆续制定和实施了规模较大的，有计划，有目标，有时限，有要求的九个行动破坏计划，为实施这些计划，分期训练拟派遣的特务131人。运抵香港准备转运大陆的武器弹药、爆破器材十批，除一、三、八等批材料的品种和数量不清外，计有：纵火器76个，炸弹45枚；导火索2捆，加拿大手枪25支；炸药99条；燃烧粉5包；雷管6支；计时表6个。在此期间，我获取敌人重要情报1386份；派遣线索495条（包括敌人先期派遣的和我控制的单位以外的）；密码4套。情报中多为台蒋情报局的计划、命令、指示、密电等秘密文件；派遣线索中包括香港8个潜伏组站的全部作业，如张炬站、大陆研究所港站、乔家才的万隆公司、汤炎光组、丁革新的粤海组、翟荣基组、李少峰组、刘奇琏组等特务单位。所有密码，经鉴定都极有价值，其中两套是情报局最新启用的新型密码，对我研究该频密码及改善我当前工作起到重要作用，并得到有关部门诚挚的感谢，另两套密码价值甚大，我借此获得三百余份重要情报；同时为技术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反特的行动斗争中发挥了较大作用，提供了敌人行动破坏的主要目标和派遣线索（这些是上级的评价），成绩是巨大的。

待之以诚 以理服人

2019是50年在解放沿海地区时被俘之后，从敌人内部拉出来的，一度曾因战争原因失掉了联系，但在他接受了特务任命之后，又主动与我联系，此后在工作实践中考验，证明他是接受了爱国革命的影响而守信义的，建国初期，国家政治声威日隆，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打败了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帝国主义，新中国赢得了英雄形象之后，2019工作主动，态度积极，搞到了不少重要情报和秘密资料，与此同时，他也为了掩盖马脚，对敌方有所表现，争取信任以稳住脚跟，即利用其人和地利条件，为敌人物色和派遣了一些特务。他的这种作法，也确实得到了效果，取得了敌人的信任，因此，在其职责范围以外又增派其代管了一些非常机密的工作任务，特别是叫他负责五个以上驻港特务单位的秘密材料的转接，给我开辟了极大的情报来源，我所获的上千份情报，就是从他接转材料过程中密取下来的。而他在蒋台情报局的考绩中名列甲等，我密取的材料质量和数量，2019从不过问，这就充分说明了他的工作态度和政治态度。诚然，2019在敌人阵营浑迹太久，受旧社会薰染太深，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所以他不可能大彻大悟，为革命无私奉献，一旦工作有了成绩，他会有踌躇满志的流露，认为功已抵过，无愧于心了，于是工作松懈，情报意识薄弱，怕出错，怕冒险，有时瞻前顾后，畏难犹豫，特别在境遇不顺、心情不快时，能推则推，能拖就拖，办事沾泥带水，不是刀断斧截。在出现这种情况时，特别在敌情严重，斗争紧张时，于工作非常不利，见此苗头，我就要随时进行思想工作，给以说服和鼓动。平时每隔一月，就要找适当地点，在酒店或旅馆开一个房间，邀他作通宵长谈，主要内容是交谈时事和形势，香港报纸刊登的重要消息，评论文章以及他本人的思想认识和置疑问题。

2019有个好处是：性情直率，语言坦诚，有啥说啥，不加文饰。我则完全肝胆相照，相待以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绝不好为人师，妄加评断，除非其提出的反动论点，随时给以说服纠正外，绝不强加于人，大家摆出问题，共同研究讨论，待认识一致后，等事实发展再看结果。这样的交谈，可以交流观点，可以消除隔阂，可以转变情绪，可以提高其工作热情，有时在花钱上认识距离较大，但都是以理服人，绝不僵持不休。

乘虚而入 偷天换日

2019所处的环境是蛮不错的，他是老香港，粤语通，扎根港澳，无所不至，当地社会低层，有其活动基础，交游甚广，出手阔绰，属疏财仗义型人物，服务行业，阴暗场所都有一定接触，这对其职业活动颇有游刃余地。因此，台蒋情报局用其所长，派他在香港一个行动极为猖獗的特务单位当了主要领导，他所在机构庞大，编制人员亦多，由于活动能量较大，故每月经费数字也相当可观，据说驻港各特务单位的年终考绩，2019所在单位屡列前茅，正由于此，蒋台情报局对其十分重用，信任有加，除其本职范围之外，又交给他秘密工作严禁横向通气的5个以上的单位转接文件和机要材料。我们所以能够取得上千份的机密情报和十余（总数）套电报密码的辉煌成果，就是在敌人组织分散，制度混乱，我能乘虚而入，偷天换日的办法下获取的。有时不慎出现了一点纰漏，但敌人也会两头推诿互不负责而隐瞒过去。

2019时年三十六岁，身强体健，颇有活力，性格爽朗，胆大而心不细，善于交际，有吹、拍、骗三技之长，是随机应变的能手。所以，他虽然不是有才华过人之能，但能在情报局长期立足，而且攀附和交往了该局一些实权人物，其中有处长级的四人，科长级的三人，有走红的特务二人，这些人际关系中，有能撑场掩盖的，有能帮腔说话的，还有跑腿通气的。这些关系，虽不能算强而有力，但在关键时刻也可以挡风避雨，这就是他的不太稳固的后台和政治基础。

在香港方面，他的联系面也很广，情报局驻港的主要单位的头头，破坏能力大，对我危害重的特务，他都与之有工作或私交来往，这种行为原为其纪律所不允许，但由于2019有地利，人和优势，乐于助人之长，特务单位多对之有所借重，也就无所禁忌了。

我到香港之后对其交游方式，深以为虑，他是网开八面，来者不拒，这在他职业上来说，不无必要，但其应酬过多，锋芒毕露，疏中有漏，是非常不安全的，这样不仅疲于应付，也很难隐藏尾巴，特别是驻港特务经常运储枪支弹药，爆炸器材，它直接威胁着港英的社会治安，因此，港英当局对蒋台行动单位的打击，是不遗余力的。许多特务因此不断出事，与之接触过频，日久必受连累。有鉴于此，即劝他交往活动中，要加谨慎，要宁缺勿滥，有重点有目的地培养，万不能鱼龙混杂，蛇鼠一窝，其结果是“种下的既不是念珠，收获的必成为铐缭。”他也深以为然。

我和2019的业务联系，定为每周一次，但在每年的“五一”、“十一”前后，因敌情严重，斗争紧张，每周需好形势下，外国侵略势力，中国反动残余，已被清扫殆尽，这是世界都承认的铁的事实，蒋帮绝不会视而不见，闭目塞听，试问那一个派遣单位，不是有去无归？难道说今日新中国的卧榻之侧能容他人鼾睡吗？这一点特务们没有一个不清楚的，台蒋情报局所搞的甲案乙案，大案小案不绝如缕，但其后果如何，他们内心是明白的。理由非常简单，八百万海陆空尚且难逃被消灭的命运，现在派小猫小狗三只两只，能起到什么作用？如果把支持你的案件搞的生龙活虎，孙悟空一样，那不成了天方夜潭了？情报局虽然急功近利，愿意自我陶醉，但是这种梦想的奇迹，是瞒他不过的，没有这种先例。现在支持的状况，才是合情合理的，虽然他们有点怀疑，但他无任何根据说明是假的，你应该理直气壮，不要怕热雨冷风。

当然，这些话未必能为他接受，彻底解决了他的思想问题，但至少可以坚定他的信心，鼓励他的情绪，消除他的内心恐惧和转变他的畏难的心理状态。

“所持者狭 而需者奢”

2019之所以能在特务行列立脚，除他得天独厚的地利、人和条件较好，有一定活动能力之外，就是攀附、投靠，金钱收买来维持的，他对情报局的权要如×××、×××、×××等，为了表示忠实孝敬，经常从香港购买贵重物品送礼；一旦去台湾述职或汇报工作，则所要布施的人更多。在香港的花费，头绪纷杂，哪里是他活动基地，那里就是他藏垢纳污的掩蔽所，还要应付台湾派来的督导、巡视、检查大员及惯于打小报告之类的人物，这些送往迎来的花钱为数不少；为了逃避港警搜捕，必须迁居转移，或找旅店住宿，自然也得花钱；有时我们指派他去拉拢接触台湾来的有特定任务的高级特务，以便在其身上作点文章，他在拉拢过程中施以各种手段，也是要花钱的，但是他花钱最多的地方还是其姘舞女，寻花问柳，这才是“担雪填井”填不满的无底洞，所以每次见面，都提出要钱，据我记忆，张口要钱的有十八次之多。在这个问题上我深知道：“奉之弥繁、侵之愈急”的道理，所以有时不予理会，但是绝不断然拒绝，讲些道理，暂把问题压下，待后再说。

一次他提出要钱时，我说：“希望今后花钱，要有节制，如能量入为出，何致筑起债台，特别是姘居舞女应及早洗脚下船，否则不仅耗费巨资，而家庭矛盾也将无法收拾。”他竟不加掩饰地说：“是的，如果不是为了工作，我何必干此蠢事！我是勉为其难，不得已而为之，经常以昼作夜，晨昏颠倒，搞得头青眼肿，我又何苦乃尔！”

这真是强盗逻辑，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然而，从香港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来看，的确是无可非议的。

另一次要钱时，我说：“我们的工作，花钱是必要的，但是用金钱作为工作基础，那这个基础是不坚固的。”他辩解地说：“这里是六十年代的香港，不是四十年代的大陆，这里是资本主义世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这里的价值观念是港币美钞，不是奋斗牺牲，这里的办事效率，是以金钱作动力的，别的东西不能代替，否则只有向隅而泣，或者是多走一步跳入大海，你不认识这一事实，我们就不会有共同语言，比如，我能够交上台湾××权要为知心朋友，是什么力量？我并没有口若悬河之才，能把他说服过来，还不是花钱，才达到今天的地步，并拿到许多重要材料。”

我当时批驳了他这种说法，我说：“你说的不错，香港和大陆不同，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也不同，正因为不同，才每年除生活补助之外，又给你三万余元的特别经费，如果和大陆相同，要特别经费干什么？”

“花钱问题，不是越多越好，而是适可而止，这个道理非常简单，那就是第一是我们不会点石化金，第二是上级无限量的给钱你就非出问题不可，试问你的财源滚滚，源从何来？难道×××，×××都是聋子、瞎子、呆子，他们稍加观察，你的面纱就被揭开，把戏也要露馅。因为他是你的顶头上级，你的经济情况他们是清楚的，你在他们面前如此阔绰，超出你的经费数倍，不是自我暴露？如说他们视而不见，那才是欺人自欺，你不可忘乎所以，自作聪明太甚，你如不加警惕，就非出乱子不可。别人也会打你的小报告。”我这样说，他无法反驳，虽然他不会完全接受，但是要他也体会到“所持者狭，所欲者奢”，携敌人以自重是通不过的。

保护使用 经济支持

2019在香港的安全问题是很不妙的，第一，他的早期活动港警就有案底，也曾被短期控制使用；第二，他在香港搞特务活动十余年，警方有其黑名单，警方历次破获蒋特案件，涉及到他的问题；第三，他所姘的舞女×××就是英警的线人（暗探)，此外他在台湾也有隐患，如他和我建立关系的知情人，据说尚在台湾；情报局对其派零案失事过多，抱有怀疑，虽借受训名义调其助手××到台湾审查，但他在报假案中所做的手脚，情报局也似察觉到，这些问题都是他的致命的漏洞。因此，必须保护使用，如搜集情报，除将其本身应有的报给我之外，有关其经手分转发送其他单位的密封要件，他只取回交给我即可，至于拆封密取等有关复杂的技术工作，全部由我们负责，以减轻他的抛头露面，繁重操作，缩短时间，立即交回。用这种手段获取的情报占其自身的情报数的80%，计自1958至1961年3年时间内获重要情报949份；派遣线索558条；密码3套。这些密码经鉴定甚有价值，其中两套是情报局新启用的新型密码，对我们研究该密码的类种，改善我们当前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又借此获得了三百余份有重要价值的情报资料。在反行动斗争中也发挥了较大作用，提供了敌人的行动破坏主要动向和大批线索，得到有关部门的感谢。

另一项是情报局派一高级特务×××到港检查各单位一年来的工作进度，我获悉情报后，认为此人来头不凡，必能掌握港特的全部机密，要吃肥肉舍此何求？遂约2019磋商问计，我要他集中力量借机进行拉拢，运用一切手段建立友谊，争取达到能代替他一部分工作，或介绍他住进能控制的住处，以便观察行动，掌握情况。

数日后，2019报告说，代替部分业务势不可能，但已取得同意住入我介绍的地点。我问该人所带何物？他说，只有一个小型包裹，似甚机密，因其从不离身，故无法获知内容。我问有无办法密取？他说，恐无可能，因为，一、要是绝密材料，不可能滞留香港，一有船来就要密运台湾。二，材料保护甚严，日间活动从不离身，夜间睡眠放入枕下。三、他的住房虽然是我介绍，但因纪律所限，我一人不能进入，更不容我替他保管。如要密取，除非加以绑架或秘密制裁之外，别无得手可能。

我说：“事在人为，那有住房密不通风？难道他去夜总会，跳舞厅也能带上材料吗？”他说：“这种去处当然例外了。不过他去舞厅一定拉我陪同，要我来掏腰包，我要陪同即无分身之术了，材料何能拿出?”我说：“只要你能够制造这样的机会，问题就好解决。”他问我：“谁能担当密取材料重任?”我肯定地说：“你的太太”。他听后惊诧地说：“那可不行，她一向胆小怕事，怎敢冒此危险，我不可能说服她来当此重任！”我说：“你只要设法拖住×××到夜总会一个通宵，就算功德圆满，至于你夫人的工作由我负责来作。”这样确定之后，我先拿500元给了2019作为应酬×××之夜生活费用。

当日下午又约2019夫人到“车里可夫”饭店见面，她如约前来，见面后我赞扬地说：“多年来你给了许多方便，积极协助2019的工作，完成了国家交办的光荣任务，所取得的卓越成绩，与你的无私帮助是分不开的。我们对你的自觉真诚的爱国行动，是非常钦敬的。现在有一项对国家保卫机关重要的急务，须烦你亲自出马，深知你素来帮助革命不遗余力，故我冒昧地提出，希你能予协助，则不胜感激。”她随向我表示说：“卢（我的化名卢石）先生素为我所敬重，只要我力所能及，至当竭诚效力，请不吝指教。”我即将密取资料的任务告诉她，此时她有些顾虑，说：“取材料工作我能去作，但时间紧迫能否按期交回？”我肯定地说：“如果超出5小时，不能密取，我即原物退回，请你不必担心。”当时确定了行动时间，入门的借口，材料放置地点，取出掩护办法，往返路线，注意事项等说罢立即分手。

次日下午，2019带××特务到夜总会鬼混。2019夫人按约定地点和我接头，我即用车送她到了目的地，她以太太身份向守门女佣要来锁匙，开门进入，在枕下取出材料，装入绿色塑料袋内，反身来到交接地点，我从她手中接过材料时，发现她的车后有人尾随，我接过材料，她即乘车西去，但尾随者却反来跟我，此时我已加倍警惕，乘车复往东驶，转了两圈即下车步行，扭头一看发现跟我者亦下车步行，这时我意识到，跟踪者不是跟我，也不是跟她，而是跟这一袋材料来的，这就说明放置材料的地点，已被港警所控制监视，现在材料已在我手，不把材料处理掉，就无法摆脱跟踪。于是叫来的士，并叫司机掉转车头往北直驶，转弯抹角，来到一座大厅下车，往后一看，跟踪者果然如影随形地跟来，我未及等跟踪者下车，即迅速登上三楼按动门铃，开门人正是3164（我同志的代号）进门后我把袋中材料取出，换成待洗的衣服装入，转身下楼，跟踪者正在隐身等我，我即乘原车驶向天文台道，在一家洗衣店的门口停下，然后取出袋子中的衣服进门办理了洗衣手续，出了店门把袋子掷进垃圾桶，又上车向南驶入漆咸道，这一过程跟踪者看得清清楚楚，又走一段，看到尾巴确被甩掉，我才回到住所，打电话给3164,迅速启封拍照密取，经过紧张工作，在夜12点之前，全部工序完成，即把材料完壁归赵。

这次的密取，算是发了一笔小财，计有：重要情报138份；新派的线索103条；前派的线索73条。材料中有姓名、年龄、籍贯住址，派入地点时间、破坏任务等极为详尽的材料。

所涉及的特务单位有：×××、×××组等7个，我们写了10次报告，才把材料报完。

这次大的行动密取，除特情2019引蛇出洞之外，全部工作却由我亲自动手，以保护特情的安全，减少他的出头露面，减少他的繁重运转，脱离了他的住所，不使其接触材料。

虽然如此，但2019隐患太大，漏洞太多，从跟踪的情况来看，不仅其住址早被敌人监视，即其所谓密点，也在港警掌握之中。上级领导为了我的安全，及时调我回到广州，以后与2019的联系，改在澳门进行，但2019祸伏眉睫，难以趋避，遂于若干年×月在香港的所在特务组织二十余人全部被捕，旋即解往台湾。

我们在使用和指导2019工作上是成功的一例，（其余的反间事例情况复杂纷繁，不及一一再举），他是从敌对阵营发展出来的，又未及得到相应的思想改造，在敌内部隐蔽了十余年之久，在腹背受敌的危险环境下，坚持着反间斗争，起到了巨大作用，他的被捕递解，从所有材料中证明，是蒋台特务当局，不识时务，不择手段，不惜人命，不计后果颟顸行为造成的，与我毫无关系，这些是应该肯定的：其生活不够俭朴，不时流恋于跳舞厅，夜总会，大手大脚，因此，花钱过多，经济上常出现拮据，向我不断伸手要钱，这样不仅造成其家庭矛盾，影响了工作，也使我不堪需索，在当时的左倾思想影响下，我们把一些问题看得过重，不理解香港社会的价值观念，对工作要求过严，对经费卡的太紧，这在物价指数不断上涨的实际情况下，自然是不合理的。

资料来源：

《淮北新四军第四师老战士回忆录》第二卷——来自地下战场的报告(1997年7月1日)